#我在数字NGO（3）#
说在前面：很久很久以前看喬布斯在大學的演講視頻，到現在印象最深刻不是那句為人周知的“Stay foolish, stay hungry”，而是“connecting the dots”。遺憾的是，我們不能提前知道串起人生的這些點點滴滴到底是什麼，只能是有一天回望的時候才會發現這些點滴匯成了生命的河流。所以，我們相信什麼，就只管努力去做。Someday in the future, 會發現曾經我們的所思、所想、所為，塑造了整個人生。
大概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們在雅安開了年會，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噢，原來還有機構／公司的年會不是一起吃吃喝喝抽獎（當然我們也有），而是要聚在一起開會討論學習啊。因為機構的員工平時四散在幾個不同城市的辦公室，所以趁著這次相聚的機會大家也都難得抓得到人就能聊得挺歡，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年會活動結束後在廳外從兩個人的對話最後擴展到一圈人的深夜談話。
項目負責人從事公益已經超過10年了，除了實務工作，也有在做行動者研究。在前兩天的員工總結會上，對他說過的一句話留下深刻印象，這一天晚上他也詳細展開和我們分享這句話背後的含義——“行動者的價值最可貴，因為它們始終站在問題的中心”。
他說，行動者有三個特點。第一個是主體性，不輕易受到其他的壓力；第二個是能動性，像我們做NGO工作，行動中面對的問題很多，而且問題的解決都很艱難，但在面對這些困難的過程中能夠創造性地想到方法去解決，就是行動者自身的能動性。第三個是反思性，因為行動者通過反思可以更好地認知自己，避免犯錯。
他提到巴西教育學家保羅·弗萊雷《被壓迫者的教育學》的一個觀點，人有一種“雙重性”，比如說經常被男權影響的對象是受害者，但反過來這個對象他又是男權的“倡導者”。同樣的邏輯，今天當我們在倡導民主的時候，很多時候卻不自覺地用集權的思維模式在做事情。談到這點的時候，秘書長舉例比如在機構管理層的工作就是集權式的工作方式。在工作過程中會不自覺地匯報理事長（而不是一種更有效的對話交流方式）。也就是說，行動者的反思性，需要在行動的過程中不斷地去認識和反思到自己的思維視框和邏輯（是否有局限）。
那要怎麼樣去意識、認識到自己的視框呢？他引用了哈貝瑪斯的觀點，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通過對話。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我們只是兩個生命個體在對話，對話的目的是要達成一個基本的共識，而共識是我們改變的前提。
日常工作中會有一些方法和手段去促成對話，比如幾個小組互相觀察、提問和解答。但行動中常常也沒有太多這樣的空間和機會，往往項目／行動復盤的時候缺少反思性。反思性更多時候要求行動者個人去做反思，需要更多了解自己帶著什麼樣的邏輯和價值立場在做事情。NGO做项目的时候，往往存在一种价值上的悖论。讲项目的时候都在谈“干预”，“要去改变”。但是回过头来想，我们凭什么带着你的价值来改变，因为所有的干预和改变都是带着价值的，所以我們需要謹慎考慮這一點。
秘書長就著價值悖論的話題，說著也嘆氣，覺得有些對話也解決不了問題，有時候對話是無力的，國際機構做了十幾年項目，用的也是對話的方式，但情況依舊很糟糕，有時候社會問題的複雜性難以解決。但他又說，我們為什麼要讓農民和農民交流？因為這樣可以讓他們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問題，既有主觀能動性，也能符合自己的價值理念。
雖然感到無力，但秘書長說為什麼他能堅持，是因為他始終能在這裡面找到興奮感，儘管往往很無力。但提到在NGO工作的同事們，如果在工作裡面找不到快樂，就很難堅持下去，因為我們始終站在泥濘的窪地（而且有時候這個窪地就是走不出來）。這也呼應了項目負責人的話，我們始終站在問題的中心，但他其實對行動者始終還是抱有信心，正如他也相信村上春樹的那一句話，“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最後分享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會上的獲獎辭，也是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歡，時不時會拿出來重看的文章。
今天我以一名小说家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正是所谓的职业谎言制造者。
当然，不只小说家会说谎。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会说谎。外交官、将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它人不同。没有人会责怪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相反地，小说家愈努力说谎，把谎言说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评论家反而愈赞赏他。为什么？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谎言，也就是创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说家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赋予它新的光辉。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无法精准的描绘真相。因此，必须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来，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这是小说家编造好谎言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会尽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会说谎，今天刚好就是其中之一。
请容我告诉你们真相。
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迦萨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迦萨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经过反复思考，我还是决定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对我来。我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总是要做人们反对的事情。
如果有人对我说，尤其是警告我说，「不要去」、「不要这么做」，我通常反而会特别想去、特别想做。
这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特别的族群，除非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
但是这不代表我要发表任何政治讯息。判断对错，当然是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但如何传递判断，每个作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个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现实的故事来表达。因此，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讯息。
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征召到中国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
